前线工人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雇员;80岁以上的新冠死亡率占了新冠死亡人口的53%;死亡率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高于富裕人口的两倍。
一语成谶,新冠把英国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在了一起。而最为隐秘的并发症,莫过于被资本文明私带的现代奴役制了。
在发出“群体免疫”的口号后,英国遭受到了许多白眼与嘲讽。此刻,“新冠”疫情正在与由来已久的资本主义痼疾结合起来,向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出致命一击。英国的下层阶级还要为疫情做出多少牺牲?而高枕无忧的上层阶级要袖手旁观到何时?今天的推送,作家王梆从英国发来了疫情中的观察与记录。
恐慌是不对等的,你并不是特别需要去印度感受这一点。五月中旬以后,每天的新增感染数仍保持在3000到4000不等[1],新鲜的尸体依然可以让死神搬得喘不过气来,执政党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放松了封锁。收音机里传来“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,感染几率有多大”的讨论。与此同时,工会、权益机构、自媒体和各种民间组织,像伤痕累累的罗马斗兽一样,正在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,高峰时段公共交通的安全距离,低年级的教师们能否在“更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下复课”等议题,与决策者们斗得死去活来。
恐慌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在有机肉店门口排队买鹿肉的行列里,在某个大花园的古老砖墙内,在被草坪上的洒水器浇湿后的愉悦尖叫里,悠然的气氛随处可见。只要轮不到自己去上班,只要丰厚的家底仍足以支付园丁和清洁工的开支,就没有必要活得像捕鼠器下的仓鼠——这似乎是一种英国中上阶级秘而不宣的共识。若将它印在茶杯上,便是那句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(保持镇静 & 砥砺前行)的玉律,据说来自强调隐忍的古希腊斯多葛哲学(stoicism),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砌成行为典范,代表着某种紧锁上唇(stiff upper lip),理性应对,处变不惊的处世哲学,又被二战时的丘吉尔政府制成传单,在女王演说辞的强大感染力下,携带着落日熔金的帝国风范,从布满弹孔的云朵洒向了人间,且一口气洒了245万份[2]。
有人专门从网上买了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全套杯具,有人在如厕时,手握毛巾吊环,假装低头读报,作出“即使在家办公,也要保持通勤感”的励志样子;有人花样晒狗,还有人在花园里升起了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彩旗。脸书和Instagram成了瘟疫时代的私人影院和家庭T台,其荒诞性与点赞数恰成正比。
天气也十分配合,封城之后,几乎每天都是“今天真是个死而无憾的好日子”(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)的那种好,蓝天白云,插不进一丝败笔。许多大户人家的花园被担心失业的园丁们打理得更仔细了,每块草坪都像梳子精心梳过似的,玫瑰也开得恍若1939年的薇拉·林恩(Vera Lynn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当红的女歌手、流行曲作家和女演员。《我们会再相会》是她最有名的曲目之一),摇曳中放送着那首风靡二战的老歌《我们会再相会》(Well Meet Again)。脸书上亦是《我们会再相会》的各种版本:和外祖父母,和情人,和度假胜地爱琴海,和一只叫獾獾的狗,和唐人街的粤菜,和意大利熏蛋,和法式大餐。
窗台上挂满了儿童绘画作品,那种骄傲节才有的彩虹,此刻成了民众与NHS(United Kingdom National Health Service,英国国民保健署)的定情信物。与此配搭的,是一只只从箱底扒出来的泰迪熊,又或圣诞节才能看到的灯花。一连八周,BBC各台不遗余力地释放着同一个信号,“Stay Home, Save Lives”(居家,保命)。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一族们也非常耐心地配合:遛狗时,眼观八方,绝不抢道;在户外吸取维他命D时,远远避开行人;买菜时,踩紧超市门口两米一距的黄线。不开游艇聚会,不去瑞士滑雪,不去南非看珠鸡……皆成了一项项英勇的牺牲。每个礼拜四晚上八点,大街小巷就会爆出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,人们站在各自的花园中央,举起双手,为NHS的全体员工击掌鼓气,眼含热泪,情真意切,就像二战时为频频发射“大满贯炸弹”(Grand Slam)的英国皇家空军鼓气一样。
即使如此,放松封锁之后,一些人却终于还是经不起艳阳的挑拨,纷纷带上野餐设备,驾车出行了。于是电台里便出现了那种“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,感染几率有多大”的热议。因为景区仍处于感染率的风暴中心,景区居民频频央求游人止步。
游人不觉有碍,决策者也不见得分外上心。3月23日英国封城之前,鲍里斯·约翰逊(Boris Johnson)还在大大咧咧地和新冠病人握手,秀亲民图,全然无视防疫学家们刚刚颁布的“社交禁令”——彼时是3月3日,离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已过了整整两月。超市里几乎没人戴口罩,市场上也没有口罩,口罩已被华人买走支援灾区去了。重症病房内亦没有足量的 PPE(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,个人防护装备)和呼吸机,方舱医院也不见踪影,边境关口畅通无阻,没人检测从疫区到达的蜂拥人潮;大型聚会亦照常不误,酒吧和娱乐场所也咬紧牙关死撑到底——没有官方的禁开令,就拿不到关门后的商业保险。租金像脚链一样沉重,每张嘴都要吃饭。
与此同时,我们被告之要“勤洗手”。洗手时要洗20秒,要有宗教感、仪式感,要虔诚,有人还恶搞式地配上了“最佳洗手歌谣”,比如“Take on Me-A-ha”,“Happy Birthday to You”,“433- John Cage”等等。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二战口号被再次开启,仿佛只要边洗手,边唱歌,平民草芥也可以像鲍里斯·约翰逊那样万寿无疆。
母亲节,卖花的小贩仍冒着感染风险,站在露天市场里苦苦叫卖。花卖不出去,花种和肥料钱,以及昂贵的地租,便将化作泡影。次日,电视上便出现了鲍里斯·约翰逊移花接木,责骂卖花人“不负责任”的评语。
直到封城前的最后一周,我们村里的小酒吧仍照例挂出“今日特价”的小招牌;我因为断然谢绝了一块从朋友手中递过来的蛋糕,而被怀疑因连日关注武汉疫情而染上了躁狂症;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活动策划者,都在一丝不苟地谋划着六月份的假日管弦乐队,或一年一度的乡村啤酒节……我挨家挨户地敲门,像清教主义传教士一样,鼓动我的邻居们少去人多的地方,保持社交距离,自制口罩,听进去的人却少得可怜——因为新闻里每天都在说,英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,NHS完全有能力应付,老人院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,医院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,监狱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……
当“群体免疫”的概念被一些科学家提出来之后,决策者更兴奋了。还有什么比让瘟神做主,拿着花名册自行点名,更轻松(廉价)的应对方式吗?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威廉·格雷厄姆·萨姆纳(William Graham Sumner)早就说过,人类不能废止“适者生存”的法则(the law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),何况直至今天,依旧没有一点一种理论和实践能反驳群体免疫的科学性。不仅如此,它还得到了不少心怀抗战情怀的科学家们的支持,比如战后一代的环境科学家、剑桥大学的博士、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克里斯·霍普(Chris Hope)就大胆建议:“自愿感染,应作为隔离策略的另类途径之一,当自愿者结束隔离并获得一定的抗体之后,他们便可回归正常生活,而不会对别人带来伤害”[3]。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种小年轻一窝蜂到海边玩耍的画面。不少青少年还断章取义地将此视为“义举”,与二战时主动出击混为一谈。
恐慌(Panic)是可耻的,许多英国人至今还在为1979年和2012年的“汽油抢购事件”而汗颜。如果你看到有穿得像银行家模样的人,在杀完人之后踮脚逃跑,还不忘用地铁故障时播音员的平稳语气请人让道,“不好意思,刚刚杀了几个人,此刻正在跑路,麻烦借过”——这一定是在英国;如果你看到汽油,面粉和厕纸竟全被抢光,超市空空如也,一个老头拎着一只可怜的空篮子,向货架抛去绝望的凝视,这也是在英国。“Hypocrisy”(虚伪),一直都是英式英语中,使用率颇高的一个词。
3月23日,封锁开始了。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,包括增加晨跑公里数,适当减少给门把手消毒的次数,每日只刷两次马桶等,却仍旧没办法做到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。一夜之间,街道变得荒凉起来。除了超市以外,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,连带穷人们经常光顾的慈善店和旧货市场。四季商人的露天市场,此时成了鸽子的聚集地,我甚至还在某个夜晚看到了野狐。厄运将至,城市无暇顾及它清冷的外表,唯有死神和夏花争夺着呼吸。
电视里不时闪现着开着漂亮私家车的美国人,在食物银行门口排成狭长车龙的画面。4月11日的华盛顿,160万人饥不果腹,不得不靠食物银行度过饥荒,是平时的两倍。到了5月28日,在过去十周的封城中失去了工作的美国居民,达到了4000万;五月最后一周,有210万人填写了失业救济申请[4]……不幸的是,这并不是一场隔岸看火。全球化时代,没有幸存的桃花源。
封城不到两周,因疫情而失业的英国人口就达到了200万[5]。一旦失业,除了一种叫“统一福利”(Universal Credit)的低保,基本别无选择。2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,每月409.89英镑,夫妻594.04英镑[6]。这笔钱必须囊括除住房外的所有开支——若有幸能申请到“政府福利房”或“住房津贴”的话。填表到入账,是一个望穿秋水的过程,最长可达五周。很多人等不到第五天,就已经断粮了。
在我工作的英国食物银行,领取食物的人数持续暴涨,我们不得已减少每份配额的份量,甚至狠心送走没有“食物劵”的客人。“食物劵”是地区委员会,公民服务中心,就业中心或医院等机构发放的,没有它,就不能证明“领取食物的合法性”。这是19世纪就慢慢的开始使用的伎俩,《穷人法》(Poor Law)中所谓“穷困情况核查”(Means Test)的一种。我们都很不喜欢它,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方法,尤其在瘟疫蔓延的时代。我们每天必须在“有劵”和“无劵”中做一个选择,就像我们一定要在“新冠死”和“贫困死”之间做选择一样。这种选择题让人脊背发凉,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被一根不相识的手指按下删除键,像一个多余的标点。虽然我的工作不过是闷声不响地戴上手套,将捐赠的食品,安检、称重、打包、转交到饥饿的人手里。
本能地担心着基本的生存问题,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,和每个好朋友都通了视频电话。凯特是剑桥某学院古籍处的一位兼职图书管理员,她在三年前的一次分娩之中,染上了严重的膝关节病,必须依靠频繁的注射和物理治疗维持行走。她的丈夫是一位工地电工,顾客多为小型公司和工厂。他俩当中只要有一人失业,他们一家三口就得搁浅,像礁石丛里一艏打满补丁的船。
“还好,封锁期间,我们有80%的工资拿,”凯特说,手中捏着一只橡皮玩具,他们的儿子,一个三岁的骑士,正骑着塑料木马,在凌乱的地板上冲锋陷阵。我还来不及舒气,凯特又说:“可谁知道这80%能拿多久呢,一个月?两个月?三个月?”我认识到她已不是七年前我们刚认识时,那个口含珠玑的单口相声演员。慢性疾病,昂贵的房贷,一场出乎意料的难产,对NHS是否能存活的担忧……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愁肠满肚的人 。
“80%”,是一种叫“休业工薪”(Furlough)的疫期应急机制,它是英国工人自工业革命伊始,与资本家斗智斗勇的结果——依据《雇佣法》(Section 44 of the Employment Right Act 1996),雇员有权拒绝进入危险的工作环境并获得经济补偿。于是疫情初期,包括工党在内的反对党们,工会和各种权益机构,就开始不断地对执政党施压,最终赢得了这项急救措辞。受疫情影响,当大部分经济活动被冻结,雇主付不起员工工资,又不想解雇员工时,“国家”便暂时替代雇主的角色,为其员工颁发80%的月薪,上限为2500英镑。另 20%,若条件允许的线%”一出台,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爱保守党的大老板们,立刻把自己员工的赡养费推给了“国家”。
维珍公司的老板之一,身家47亿英镑理查德·布兰森(Richard Branson),不仅是全球排名312位的富豪,还是一位爱国爱得十分投入的企业家,身穿国旗西装,飞机上印着国旗女郎,据说连最喜欢的食物,也是英国最传统的牧羊人羊肉派(Shepherds Pie)和礼拜日的烤肉午餐,最喜爱的乐队则是性手枪——尽管避起税来,他可能也会表现得十分爽快。他的天堂在内克岛(Necker),一个他在 1970 年代就买下的加勒比小岛(如对外出租,它每晚的租金可达 37000 英镑)。十四年前,他就把家搬到了那里(据说纯粹出于健康原因),作为不在英国的长住者,他只需交纳他在英国的收入所得税即可,至于国境以外赚的钱,则无需交纳任何税收[10]。疫情暴发之后,他以“难以为继”为名,乞求执政党拨给他 5 亿英镑贷款救济金——如果政府想要保住维珍大西洋航空(Virgin Atlantic)近三分之一的职位的线]。
与此同时,英国航空(British Airways)也将准备炒掉近14000名员工;瑞安航空(Ryanair)则计划砍掉15%的职位,劳斯莱斯也宣布了8000个职位的裁减计划[11]。
迫于失业大潮的高压,保守党最终同意给维珍大西洋航空8000名员工颁发80%的工资。巨富菲利普·格林爵士(Sir Philip Green)的“阿卡迪亚帝国”旗下的时尚产业,亦有14500名员工,获得了此项援助[12];时尚品牌大伽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(Victoria Beckham),也把自己员工的生计毫不犹豫地交给了“国家”,尽管她和丈夫极为富有。
目前,全英有超过840万企业员工,靠“国家”颁发的“80%”的月薪为生。看上去很慷慨,这笔钱却并非真的出自“国家”或任何一位政府议员之手,最终,还得纳税人断还归宗。至于要还多久,有人说是十年,有人说是几代[13]。
一部分人过上了在家办公的生活,线上开会,线下遛狗,摄取每日必须的维他命D。另一部分人,被一个稍嫌陌生的单词托出了水面,“Key Workers”(前线工人)。“全凭这些勤劳勇敢无畏的前线工人,我们的社会才得以在如此特殊的时期,维持着正常的秩序”——自封城之后,针对“前线工人”的赞美就开始层出不穷,人们称他们为“英雄”,门窗上也前所未有地冒出了“Thank You”(感谢你们)的字样。然而,现实在“前线工人”面前,却一如既往,冷峻骨感。前线工人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雇员,
在英国人民集会(The People’s Assembly)2020年5月6日的剑桥zoom会上,我遇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中年母亲,尼基·梅耶斯(Nicki Myers),她看起来焦虑极了,那是一种任何词语都无法慰藉的、肉身被捆绑在礁石上的近乎永恒的焦虑。
“我的儿子是一位看护”,她说,边揉着湿润的眼睛:“他做看护很久了,直到最近,因为疫情的缘故,才获得了加薪。说是加薪,也只是加到了每小时9.22英镑而已,这点钱,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他在剑桥市的基本生活。”
“看护”是“前线工人”的工种之一,肯·洛奇(Ken Loach)的社会写实主义电影《对不起,我们错过了你》(Sorry, We Missed You)女主人公艾比所从事的营生即是:每天起床后,就必须得一刻不停地转动身体的魔方,试图把自己按时按量地,转进不同的街区和房间,以期在30分钟内,顺利地完成从洗漱,到喂食,到清洁,到精神抚慰等等一连串高强度任务。
我婆婆的看护费每月高达4000英镑,每天为她洗漱、擦身、换尿片的看护们,真正到手的,却只有国民最低时薪。设想她们也获得了加薪,按每小时9.22英镑计算,每次实际上班时间为半小时,其实也不过只有4.11英镑,而一趟巴士单程,就得花掉至少2.50英镑,就算是自己开车,汽油费也不是小数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不能生病,不能打盹。看护公司在他们的腰上栓了一根隐形的绳子,有单不接,咔嚓一声,说剪就剪,这根绳子就没有了。在投一百份简历也得不到一个回复的时代,这根“绳子”,对很多人来说,就是救命稻草。
一位新冠重症病人对媒体说,这个病非常恐怖,咳起来就像“喉咙被碎玻璃卡住一样”。然而直到4月25日,“前线工人一定要活得检测”的条例,才终于被决策者写进议程,照顾婆婆的看护们才总算拿到了检测排期。对此,执政党的解释是,看护毕竟不是NHS的员工,不应什么都由国家负担。
四月中旬,英国疫情进入高峰期。每人每天只能户外锻炼一次,和自家住户以外的人碰头,或买菜看病之外的出行,都属违章行为。警察们像秃鹰一样,驻守在公路沿线,无人机也不断地盘旋在各个城市上空。一切努力,只为一个目的“Save Lives”(活下去)。
我的脸书朋友,在女皇伊丽莎白医院工作的泰裔护士纳帕可·莫利纽克斯(Napak Molyneux),在其结婚周年纪念日上写道:“他说只要我每天都能活着回家,就是最好的礼物。”
因决策者没有和武汉或意大利同步采购PPE, 19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全球化,亦把这个曾经举世无双的工业大国打到了“连技术低端的PPE也无法生产”的境地,再加上十年如一日地针对NHS运行经费的削减,
悲歌易水,葬钟萧瑟,鲍里斯·约翰逊的主席顾问多米尼克·卡明斯(Dominic Cummings)却带着夫人孩子,以“怕夫妻双双生病,孩子没人管,不得不求助父母”为由,驾车260英里,回了一趟爹妈家。次日又以“测试视力是否合适开车”为由,在返回伦敦的路上,绕道一个多小时,带着夫人孩子,去逛了一趟城堡[17]。
与此同时,在Leigh-on-Sea,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,菲律宾裔护士阿依恩(Ayen)正穿着透明垃圾袋做的防护服,戴着太阳眼镜,奋战在新冠前线。四年前,阿依恩经历了一场持续几天几夜的难产,留下了产后高血压和各种后遗症。作为感染几率极大的高危群体,她本不该被派往前线。当她的丈夫,一个愤怒的波兰移民,通过脸书给我发来她的“工作照”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,武汉和意大利医护人员用感染和死亡书写的前车之鉴,对这个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大英政府来说,竟丝毫没有起到任何警醒作用。
两周以后,阿依恩果然被感染了,NHS没有专门为她准备的隔离病房,作为轻症患者,她被告知“回家休息”。她在家里待了三周,不敢和丈夫孩子接触,只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。她的丈夫,穿着DIY的“防护服”,像给囚犯送饭一样,小心翼翼地,把食物放入半掩的门道。三周以后,阿依恩又重新再回到了前线。
鲍里斯·约翰逊和大卫·卡梅伦(David Cameron)1987年在布灵顿俱乐部(Bullingdon club)门口那张合影[18],之所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,不是因为被拍摄对象的燕尾服剪裁得有多到位,也不是它那贵族气十足的假领,而是人物眼神中的傲慢。那是一种世袭和授权的傲慢。他们的同窗,今日英国贵族学校的倡议者托比·扬(Toby Young)曾作过如是说:
在独立纪录片《当鲍里斯遇上卡梅伦》(When Boris Met Dave,2009年)中[19],弗朗西斯卡·弗格森(Francesca Ferguson),当年萨莫维尔学院(Somerville College)的一位学姐,还为观众们复述过一个奇异的伊顿校园生活场景:“如果你家有很多很多的钱,你又正好来自北不列颠,你就可以扮演一个社会主义者,还可以来点口音。当年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是黑人,听詹姆斯·布朗(James Brown)……”尽管鲍里斯·约翰逊的妹妹瑞秋·约翰逊(Rachel Johnson)觉得那张合影“就像它所展示的那样,一脸无知,一脸特权,对进不了伊顿学院(Eton College)的穷人及其生活一无所知”。
别说抵达那个“人们把行李顶在头上,冒着烈日,像象群一样走路回家”的印度,就是抵达他们自己的领土,恐怕都有一定困难。如果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天生的匮乏,如果这种匮乏被交予至高的权力去喂养,将会饲育出一个怎样的怪物呢?
在感染新冠被救活之后,鲍里斯·约翰逊曾黄发蓬乱、眼含热泪地,发表过一番感人至深的演讲,向照顾了他七天七夜的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们,致以了最高的敬意[20]。两位拥有移民身份的护士,从新西兰来的詹妮,以及从葡萄牙来的露伊,还分别获得了他的礼赞(伦敦晚报,2020年4月20日)。
他所代言的保守党,反对护士加薪的票数高达313票,一举压倒了支持方(工党256票,苏格兰国家党35票,自民党12票,绿党1票)[21],护士们的薪水因此不得不维持自2012年以来,每年低于1%的涨幅,相比承星履草的付出和不断上涨的菜价——这个惨状,直到2018年夏天,为赢回2017年大选中被工党抢走的民心,才勉强得以改观[22]。
今天,NHS因缺少经费,贫血缺钙,行动越来越迟缓,还面临着44000名护士职位的严重空缺(卫报,2019年11月28日)。在如此严峻的医疗资源空缺面前,保守党的回答始终如一:“08年经济危机后,国库负债累累,哪来的金钱魔法树啊?”而鲍里斯·约翰逊的个人投票记录却显示,他曾八次反对针对大集团、大公司和银行的增税,四次反对追查“避税港”的避税(另有一次缺席)。不仅对资本家分外慷慨,鲍里斯·约翰逊对自己也很慷慨,以“平衡膨胀”(inflation-busting)为名的《2020年议员加薪提案》,他眼皮不眨就通过了。至2020年4月1日起,议员们的年薪便从79468英镑,升到了81932英镑[24],是资深护士的三倍。
以赛亚·伯林(Isaiah Berlin)说:“英格兰是一张慢性诉状,每天哭诉着膝盖骨底下恼人的左膝左脚,当然还不至于坏到必须躺倒的地步,却足以让人抓狂,没准还是不治之症,好在尚且不会引发重大危机,除非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和在一起。”
打开广播,几乎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演。有段时间,脆关闭了所有的新闻通道,但“清洁工之死”的消息,还是刺破了纸背,像白骨那样伸了出来[25]。清洁工叫伊曼纽尔·戈麦斯(Emanuel Gomes),看起来60多岁,黑皮肤,几年前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来到伦敦,成了一名清洁工,其工地包括威斯敏斯特大街的英国最高法院(Ministry of Justice)。疫情期间,偌大的法院一片冷寂,全无打扫必要,他却每天乘坐公交车,准时来到法院。没有人知道他几时染上的新冠,只知道他在发着高烧、食欲锐减、昏昏沉沉的状态下,继续打扫了五天,后来被一位同事送回住所,当天就去世了。那是4月23日,英国疫情的高峰时段。死亡数字像白色的花粉,在空气里悬浮。
好心人为伊曼纽尔·戈麦斯网筹了10000英镑,心绪难平地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乡(为了戈麦斯的正义,世界联合声音,2020年4月27日)。
清洁工不敢请假就医的原因,貌似很简单,他请不起假。因为他的公司,OCS,英国一家大型国际保洁维护服务集团,不愿为其雇员们颁发病假工资。如果他生病了,只能领到英国统一的法定病假补贴(Statutory Sick Pay)。疫情期间,这笔补贴比平时稍微提高了一丁点,即每周95.85英镑[26]。
卡洛斯·阿尔贝托(Carlos Alberto),一位来自巴西的61岁清洁工,因不敢冒险上班,3月18日到4月19日期间,仅仅拿到了420英镑。这点钱,在单间租金至少700英镑的伦敦,根本没办法生存,尽管疫情一开始,政府就下达了“可缓交租金”的指令。但“缓交”不等于“不用交”。为了9.08英镑的时薪,伊曼纽尔·戈麦斯只能继续工作,孤独地打扫着空荡荡的法院。生前,他曾两次旷工,参加“世界联合声音”(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)的罢工,要求OCS颁发“病假工资”,期间分文无收,却两次都以失败告终,感谢被撒切尔制服的工会。
尽管保守党常用“又来挑起阶级斗争”回应的批评,但“清洁工之死”,作为一个现代奴役制的标本,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“清洁工”是隐形的,如同和他命运相似的数以百万计的前线工人,保育员、看护、厨工、烘焙工、食品检测员、巴士司机、地铁调配工、超市搬运工、环卫工……他们无声劳作,拖着疲惫的影子,像拖着一个几近融化的黄色问号:《谁为亚当·斯密烹调晚餐》(Who Cooked Adam Smith’s Dinner)?5月15日,我参加了由工党主持的在线会议“不成比例的感染者”(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)。萨拉·欧文(Sarah Owen),中英混血的工会会员和工党议员,再一次,以肯定的语气说道:
“清洁工之死”因具备“高等法院”的戏剧性背景,是显而易见的。而更大规模、更为普遍性的现代奴役,却往往是隐性的,不易觉察的,像集装箱上的寄生物,被面积庞大的标识和彩漆掩盖着。
马来西亚凭借丰裕的橡胶资源,供应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医用手套。Top Glove,世上最大的医用手套工厂,是马来西亚橡胶手套之王,拥有每分钟115000、每天1660万只手套的生产力,因此成了瘟疫时代的最大赢家。
欧洲告急,Top Glove 的利润在过去的三个月内猛增了366%,股票在市场上买卖的金额比2020年1月翻了三倍。
为了保证工厂24小时不间歇作业,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小时,每周上岗六天,每天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工厂门口验体温,还经常被要求加班,且每迟到一分钟都会被苛扣工资。这些工人本来拿的就是当地最低工资,即每月225英镑,此外还要偿还“招工中介”约5000美金的招工费,以及每月10英镑的住宿费,而他们的居住环境简直就是新冠的温房:24人小通间,没有厨房,铁架床全挤在一起,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。在新加坡,同等恶劣的居住环境,已经导致过一次新冠大暴发,Top Glove却不为所动。
在Top Glove的生产地吉隆坡,或泰国的分工厂里,Channel 4都拍到了工人们鱼贯涌入厂区的画面。英国最大的医疗用品经销商之一Pollyco Healthline,曾向NHS出售过无数Top Glove的手套。2020年4月,280万只防护手套从Top Glove抵达英国,其英国经销商是Pollyco Healthline的子公司BM Pollyco LTD。在残酷的视频面前,该子公司的发言人称不会把这 280万只手套卖给NHS,并表示“卖给NHS的手套,全部来自一家A级别的Top Glove的子工厂”。[27]
1980年代去工业化以前,英国有过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。结实精工的劳保鞋,上等皮革制造的安全带,体面的工资,整齐的住宅区和门口的小花园,管铜乐队等等……皆是彼时的生活写照。一支叫Grimethorpe Colliery的矿工管铜乐队,还曾西装革履地上过国家音乐厅的舞台,并摘下了全英管铜乐比赛的桂冠[28]。
随着资本向全球廉价劳力的转移,这些画面很快就被鬼城般的空气氧化了,不到十年,许多工业胜地就成了锈带。
尽管如此,在工人被批量下岗,工会被斩断了胫骨,几乎所有的日用品,甚至连PPE或呼吸机,都可能会染指血汗工厂的当下,阔论工人的社交距离是奢侈的。在英国,42336名前线%被测为阳性,超过了医院和实验室内20620名受试者“9.3%”的阳性比率[29]。单伦敦一地,就有33名巴士司机死于新冠并发症。愤怒的巴士司机们在新闻讣告上写道,我们像柴油一样被对待[30]。1863年,古典自由主义引领了废奴运动,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;
在他们的眼中,现代奴役制是不存在的,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,不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那种钉子般的产权关系。人是自由的,自由市场给予了一个个体所需要的最大的自由度。就像韩国经济学家、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(Ha-Joon Chang)借“童工制”讽刺的那样:“工业革命时代,数百万计的儿童,因其矮小的体格优势,成为挖煤工、烟囱清扫工或纺织工。所有的工种中,以棉纺最为危险,因为棉纺中产生的空气杂质,令很多儿童活不到成人的那一天。于是有人提出要修改劳动法,将九岁以下的儿童视为非法童工,九岁到十六岁才有上岗资格,且每天不能上岗超过12个小时——这就比成人的上班时间一下子少了4到5个小时。”于是那些议员们,那些工厂老板们,那些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,便为此吵翻了天,其中最强有力的反驳是:“这项修改根本性地颠覆了自由市场的原则”,即“合约的自由”(the freedom of contract)。
[31]换言之,你若嫌做清洁工太苦,手套生产线过于密集,开公交车享受不到社交距离,那么你可以去读书,去拿学位,去考律师牌……自由市场并不存在那根叫铁链的东西,不是么?
事实上,自疫情初始,右翼中“反对封城”的声音就一直比左翼高亢。4月20号,病毒横扫美国,纽约风声鹤唳,茶党(Tea Party)画风的一席中产右翼,却打着“Give me liberty or Covid-19”(不自由毋宁新冠死)和“We demand Haircuts”(我们要求理发)之类的口号,呼吁解除封锁和川普连任[32]。在英国,反封城运动也刻不容缓地上了街,在与警察的对峙下,还表现得相当喋血。执政党表面阻拦,内里却是渴望尽快解封的——毕竟,每封一秒,都是白银。单“休业工薪”一项支出,就是每月140亿英镑。尽管这笔钱还是远远少于08年危机时,银行为纳税人欠下的1370亿英镑巨额债款。[33]5月4日,英国的日感染人数仍在四位数以上,保守党要员格雷厄姆·布拉迪爵士(Sir Graham Brady)就已经失去了耐性:“NHS已经脱险了,它没有被病毒击垮,所以我们该尽快解封。相信我不是那个唯一听到雇主抱怨的人,许多消息表明,人们似乎不情愿听从复工指令。让人放弃80%的休业工薪,想必是有难度的,民众显然更情愿赖在家里。”[34]
5月5日,英国死亡人数过32000,达到了全欧最高[35],“复工计划”却已公然进入议会议程。为“复工”做铺垫的“复课”首当其冲,被打上了高光。执反对之声的工会,提出只有以下五个条件得到满足之后,才会支持教师复工:
★ 充裕的保护措施:包括设定公共空间以及校园空间的社交距离,为教职员工发放合格的 PPE 等
工会因此再次成了右翼的众矢之的。“可恶的工会”;“一个死亡率只有0.28%的病毒,就把全世界吓成了这样”;“有如此胆小的老师,才有如此怯弱的国民”……保守党的脸书页面,类似的言论,随处可见。
右翼对“封城”的抵触心理之一,用北爱尔兰作家理查德·西摩(Richard Seymour)发表在《新政治家》(New Statesman)上的评论概括:
就像历史学家理查德·J.伊万斯(Richard J Evans)在《汉堡的死亡》(Death In Hamburg: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, 1830—1910)里呈现的那样,同样的意识形态,导致了10000人死于19世纪一场爆发在汉堡的霍乱[36]。历史重复上演,右翼中的反封派们却不为所动。保守党的时评人,私立学校的倡导者托比·扬,甚至还为此建了一个网站“封城怀疑论者”(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当我们计算新冠死亡,封城导致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贫困人口的死亡算不算?”彼得·哈钦斯(Peter Hitchens),另一位右翼作家,也几乎从封城的第一天起,就在各种媒体上大声疾呼:“英国必须赶紧解除封锁,恢复商业,否则就太晚了。我们在花那些不存在的钱,我们此刻发给民众的休业工薪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,几代纳税人的钱可能都还不清。”[37]
在马克斯·韦伯(Max Weber)的理论里,“劳役是一种天职,工作即苦修”的偏见,还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推动新教改革的时代。1910年,英格兰西部小镇Cradley Heath的铁链女工,用了整整三个月的罢工,三个月分文无收,牵萝补屋,连祖母们都发动了,主动面对镜头,拉下领巾,露出被劳役榨干的瘦小身影,上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,才总算争取到了加倍的时薪,即22先令,仍远不及男工。涨薪尚且如此艰难,就不要说“发钱”了——即使这笔钱,终究是出在羊身上[38]。反封派的理由还包括,如果短时间内研制不出疫苗,或未来依旧没有疫苗,那么所有针对病毒的极端对抗,包括个人自由和信息自主权,本应陪老父母度过的临终时光,最适宜儿童大脑发育的早教时光等等,所有这些经济生活以外的巨大牺牲,都将化为泡影。
与其如此,不如在温和地采纳一些保护措施的同时,坦然接受病毒的洗礼,就像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·莱维特(Michael Levitt)说的那样:
如果封城的经济代价是零,社会代价也是零,那就封吧!但现在的问题是,封城的代价太大了,因其他疾病而得不到及时救治带来的额外死亡,因隔离导致的儿童心理创伤,以及二战以来最高的失业率等等……如果无法平衡这一切,封城的弊害,便将远大于依赖封城而获得的防疫成绩……死亡是一个敏感地带。但你若把它交给经济学家,他们则有一个独特的看待死亡的方法。他们不算死亡率,他们是这样计算的:如果你20岁就死了,这是很大的损失;如果你已经85岁了,尽管依然难舍人世,但在某一些程度上,在对未来潜力的估算上,20岁的生命,显然就比85岁的生命更有价值,这就是统计学中的失能调整生命数(disability-adjusted life years)。[39]
迈克尔·莱维特的话有道理么?从数据上看,它仿佛是难以挑剔的。截止至2020年5月5日,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的32143名死者当中,95%的死亡与过往疾病史有关,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死亡率最高,占了20.4%[40]。又据4月2日NHS的统计数据:
60-79岁占了39%,40-59岁为7%,20-39岁则不到0.1%[41]。也就是说,死于新冠并发症的,绝大多是老人。英国每年平均死亡人数60万,其中大部分也是老人。剑桥大学统计学教授大卫·斯宾格特(David Spiegelhalter)说,在80岁以上老人中,每年因其他疾病死亡和感染新冠去世的概率,都是一样的,都是10%左右[42]。相比之下,贫穷的杀伤力,确实一点儿都不亚于新冠。
而封城正以火箭的速度,加速着本就已经深不见底的贫富分化。但这是否就注定了“老人”和“穷人”之间,二者必取其一呢?美国时评人以斯拉·克莱恩(Ezra Klein)在推特上回应道:“这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想象力的缺乏。”这条推特,眨眼间被推了16.9万次,大致代表了针对疫情的普遍立场:1、绝不在风险下复工;2、以类似“休业工薪”的形式,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;3、增加公共医疗投入,等待疫苗的出现。它的道义性,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卫·哈维(David Harvey)的理论里,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:
而正是这万不得已的东拆西补,导致了数万老人的死亡。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,3月7日,为给新冠病人挪出床位,在无法一一作病毒检测的条件下,NHS狠命下达了15000份出院通知,这中间还包括难以计数的老人,刚露出一丝好转的征兆,就迫不及待地被送回了老人院[45]。彼时,英国的感染案例已超越了200起[46];安迪·琼斯(Andy Jones),我的一位在精神病老人院工作的医护朋友,仍得穿着零防护衣,像平常一样,硬着头皮继续上班。
根据英国统计局(ONS)的数据[47],四月中,英格兰和威尔士老人院内有7316人去世,其中死于新冠并发症的,就有2050人——这只是短短一周内的数据。耄耋之年,人终有一死,但传染病死却是世上最孤独的死亡之一,别说吻别,就是见上最后一面恐怕也十分困难。Channel 4拍到了“父亲在养老院中感染去世,女儿站在室外,伤心欲绝地敲打着双层玻璃窗”的画面,此中代价,是“失能调整生命数”没办法统计的。
英国自媒体诺瓦拉(Novara),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,自疫情开始后,就在书房里支起了一只麦,每天准时讨伐执政党的错误决策,每次长达一个多小时,雷打不动。六月初,英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0000,全球第二,仅次于美国[48]。诺瓦拉悲愤地发布悼词:“想象一下,如果我们在空气里放置一个计时器或节拍器,每一声嘀嗒,代表一个生命,要多久,才能到达50000?要从早上9点,到晚上10:30分,要每一秒淌过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与遗留,要如此之久。”(诺瓦拉,2020年6月3日)
6月19日,感染人数1218,大部分的商店却已经开门了[49]。逐步解封的方案包括:公共场合要戴口罩,恢复足球赛事(在现场观众为零的情况下),两户或多户人家能保持两米聚会,户外锻炼取消“粮票”制,想锻炼多少次都可以等等。
湖区的游人慢慢的变多,三家豪华酒店预定7月4日重新营业。商店重开的第一天,Primark服装超市门口人山人海。人类显然无法控制生而为人的Akrasia(希腊语,意为“意志中的薄弱点”,即消费主义中,斩手也抑制不住的欲望。比如,即使身在处处是风景的英格兰,也非得到湖区才可以找到度假感)。在瘟疫或后瘟疫时代,如此茁壮的消费欲望,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漂浮的大洋板块上,满目都是燧石的硬块。六月,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,为乔治·弗洛伊德(George Floyd)的惨死鸣冤。从明尼阿波里斯市到纽约,从纽约到伦敦,从伦敦到柏林……“我不能呼吸”的呐喊,瞬间淹没了大城小镇。队伍像推倒舍普琴科大街上的雕像一样,将布里斯托尔奴隶贩子的雕像,拖到了几米之外的口岸,咕咚一声抛进了大海。也有人在一旁冷峻地说,不,这不是单纯的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(BLM)运动,这是日积月累的阶级矛盾和生存恐慌,在瘟疫助燃下的一场激化。至少齐泽克也有此意,他的原话是:“健康危机和其他危机混合在一起,成就了这场完美的风暴。”[50]我最喜欢的英国实证调查记者之一乔治·蒙比奥特(George Monbiot),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“最糟糕的人管制着最坏的时代”(The Worst Possible People are in Charge at Worst Possible Time,2020年4月6日)[51]。听完他的演说,我忍不住重温了那部叫《大白鲨》(Jaws)的灾难片,里面那位市长,因其下令“不许关闭海滩”的壮举,曾一跃成为鲍里斯·约翰逊的英雄偶像[52]。
对,没错,鲍里斯·约翰逊的偶像。首相是这样说的:“我们应该更多像那位市长一样的政客,在纳税人面对的巨大的阴谋论面前,我们一般是谣言的唯一宿敌。”[53]尽管许多证据说明,大白鲨正在附近,信心在握地,等待着它的晚餐。尽管尼尔·弗格森(Neil Ferguson),帝国学院的数学生物学教授,事后诸葛亮地说:“假如封城早上一个星期,半数以上的人可能就不会死了。”[54]好吧,即使是半数以上,也不少于25000。
比如在一个回顾撒切尔的演讲中,鲍里斯·约翰逊就曾情不自禁地赞道,她让无数人,从政府廉租房里获得了私人产权,她制服了工会,她把水电交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归还到私企手中……谁也不该因发家致富而羞耻:当我们谈到公平,这世上有16%的人智商低于85,仅仅不过2%的人智商达到130。这就好比筛玉米片,筛得越厉害,掉下的碎末就越多,只有极少数良种能留在最上面……冷静想一下,今天富人交的税比撒切尔时代高得多,我们的0.1%,那屈指可数的29000人,贡献着全英14%的税收。换言之,很多学校、医院的开支都是富人们支付的。所以我要问,在所谓的智识界眼中,凭什么富人就被描绘得那么卑劣?难道他们(富人)不应像那些在俄国斯大林时代参与了斯塔赫维奇运动(Stakhanovites)的劳工一样,被致敬吗——那些以人民的名义,超负荷挖矿,导致半数过劳而死的人?富人们应该被宴请,被装点,我们该开创一个税金英雄的新阶层,最顶上的那10%,都应该自动获得骑士勋章。[55]
鲍里斯·约翰逊赞美撒切尔主义并不出奇,早在布灵顿俱乐部的时代,约翰逊就是撒切尔的死忠粉,不只他,整个伊顿学霸大多数都是她的死忠粉。他们喜欢她,她也追崇他们。她一鼓作气,以鲤鱼跳龙门的蛮力,让大半个英国一改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,回到了自由市场和大资本家的怀抱。二十多年后,这群男孩从小贵族长成了财团守门人,他们的信念更坚定了。
[56、57]吊诡的是,许多被侮辱和损坏的人,也把持着同样神圣(Divine)的道德优越感:
只要一有机会,这些被侮辱和损坏的人,就会像为圣诞节投票的火鸡那样,向“《大白鲨》里面的市长”投去倾心一票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,假如新冠卷土重来,最糟糕的人依然管制着最坏的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