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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线工人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雇员；80岁以上的新冠死亡率占了新冠死亡人口的53%；死亡率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高于富裕人口的两倍。
一语成谶，新冠把英国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在了一起。而最为隐秘的并发症，莫过于被资本文明私带的现代奴役制了。
在发出“群体免疫”的口号后，英国遭受到了许多白眼与嘲讽。此刻，“新冠”疫情正在与由来已久的资本主义痼疾结合起来，向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出致命一击。英国的下层阶级还要为疫情做出多少牺牲？而高枕无忧的上层阶级要袖手旁观到何时？今天的推送，作家王梆从英国发来了疫情中的观察与记录。
恐慌是不对等的，你并不是特别需要去印度感受这一点。五月中旬以后，每天的新增感染数仍保持在3000到4000不等[1]，新鲜的尸体依然可以让死神搬得喘不过气来，执政党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放松了封锁。收音机里传来“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，感染几率有多大”的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工会、权益机构、自媒体和各种民间组织，像伤痕累累的罗马斗兽一样，正在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，高峰时段公共交通的安全距离，低年级的教师们能否在“更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下复课”等议题，与决策者们斗得死去活来。
恐慌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在有机肉店门口排队买鹿肉的行列里，在某个大花园的古老砖墙内，在被草坪上的洒水器浇湿后的愉悦尖叫里，悠然的气氛随处可见。只要轮不到自己去上班，只要丰厚的家底仍足以支付园丁和清洁工的开支，就没有必要活得像捕鼠器下的仓鼠——这似乎是一种英国中上阶级秘而不宣的共识。若将它印在茶杯上，便是那句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（保持镇静 & 砥砺前行）的玉律，据说来自强调隐忍的古希腊斯多葛哲学（stoicism）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砌成行为典范，代表着某种紧锁上唇（stiff upper lip），理性应对，处变不惊的处世哲学，又被二战时的丘吉尔政府制成传单，在女王演说辞的强大感染力下，携带着落日熔金的帝国风范，从布满弹孔的云朵洒向了人间，且一口气洒了245万份[2]。
有人专门从网上买了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全套杯具，有人在如厕时，手握毛巾吊环，假装低头读报，作出“即使在家办公，也要保持通勤感”的励志样子；有人花样晒狗，还有人在花园里升起了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彩旗。脸书和Instagram成了瘟疫时代的私人影院和家庭T台，其荒诞性与点赞数恰成正比。
天气也十分配合，封城之后，几乎每天都是“今天真是个死而无憾的好日子”（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）的那种好，蓝天白云，插不进一丝败笔。许多大户人家的花园被担心失业的园丁们打理得更仔细了，每块草坪都像梳子精心梳过似的，玫瑰也开得恍若1939年的薇拉·林恩（Vera Lynn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当红的女歌手、流行曲作家和女演员。《我们会再相会》是她最有名的曲目之一），摇曳中放送着那首风靡二战的老歌《我们会再相会》（Well Meet Again）。脸书上亦是《我们会再相会》的各种版本：和外祖父母，和情人，和度假胜地爱琴海，和一只叫獾獾的狗，和唐人街的粤菜，和意大利熏蛋，和法式大餐。
窗台上挂满了儿童绘画作品，那种骄傲节才有的彩虹，此刻成了民众与NHS（United Kingdom 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，英国国民保健署）的定情信物。与此配搭的，是一只只从箱底扒出来的泰迪熊，又或圣诞节才能看到的灯花。一连八周，BBC各台不遗余力地释放着同一个信号，“Stay Home, Save Lives”（居家，保命）。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一族们也非常耐心地配合：遛狗时，眼观八方，绝不抢道；在户外吸取维他命D时，远远避开行人；买菜时，踩紧超市门口两米一距的黄线。不开游艇聚会，不去瑞士滑雪，不去南非看珠鸡……皆成了一项项英勇的牺牲。每个礼拜四晚上八点，大街小巷就会爆出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人们站在各自的花园中央，举起双手，为NHS的全体员工击掌鼓气，眼含热泪，情真意切，就像二战时为频频发射“大满贯炸弹”（Grand Slam）的英国皇家空军鼓气一样。
即使如此，放松封锁之后，一些人却终于还是经不起艳阳的挑拨，纷纷带上野餐设备，驾车出行了。于是电台里便出现了那种“在湖区的长椅上小憩，感染几率有多大”的热议。因为景区仍处于感染率的风暴中心，景区居民频频央求游人止步。
游人不觉有碍，决策者也不见得分外上心。3月23日英国封城之前，鲍里斯·约翰逊（Boris Johnson）还在大大咧咧地和新冠病人握手，秀亲民图，全然无视防疫学家们刚刚颁布的“社交禁令”——彼时是3月3日，离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已过了整整两月。超市里几乎没人戴口罩，市场上也没有口罩，口罩已被华人买走支援灾区去了。重症病房内亦没有足量的 PPE（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，个人防护装备）和呼吸机，方舱医院也不见踪影，边境关口畅通无阻，没人检测从疫区到达的蜂拥人潮；大型聚会亦照常不误，酒吧和娱乐场所也咬紧牙关死撑到底——没有官方的禁开令，就拿不到关门后的商业保险。租金像脚链一样沉重，每张嘴都要吃饭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被告之要“勤洗手”。洗手时要洗20秒，要有宗教感、仪式感，要虔诚，有人还恶搞式地配上了“最佳洗手歌谣”，比如“Take on Me-A-ha”，“Happy Birthday to You”，“433- John Cage”等等。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二战口号被再次开启，仿佛只要边洗手，边唱歌，平民草芥也可以像鲍里斯·约翰逊那样万寿无疆。
母亲节，卖花的小贩仍冒着感染风险，站在露天市场里苦苦叫卖。花卖不出去，花种和肥料钱，以及昂贵的地租，便将化作泡影。次日，电视上便出现了鲍里斯·约翰逊移花接木，责骂卖花人“不负责任”的评语。
直到封城前的最后一周，我们村里的小酒吧仍照例挂出“今日特价”的小招牌；我因为断然谢绝了一块从朋友手中递过来的蛋糕，而被怀疑因连日关注武汉疫情而染上了躁狂症；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活动策划者，都在一丝不苟地谋划着六月份的假日管弦乐队，或一年一度的乡村啤酒节……我挨家挨户地敲门，像清教主义传教士一样，鼓动我的邻居们少去人多的地方，保持社交距离，自制口罩，听进去的人却少得可怜——因为新闻里每天都在说，英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NHS完全有能力应付，老人院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，医院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，监狱不可能会出现群体感染……
当“群体免疫”的概念被一些科学家提出来之后，决策者更兴奋了。还有什么比让瘟神做主，拿着花名册自行点名，更轻松（廉价）的应对方式吗？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威廉·格雷厄姆·萨姆纳（William Graham Sumner）早就说过，人类不能废止“适者生存”的法则（the law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），何况直至今天，依旧没有一点一种理论和实践能反驳群体免疫的科学性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得到了不少心怀抗战情怀的科学家们的支持，比如战后一代的环境科学家、剑桥大学的博士、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克里斯·霍普（Chris Hope）就大胆建议：“自愿感染，应作为隔离策略的另类途径之一，当自愿者结束隔离并获得一定的抗体之后，他们便可回归正常生活，而不会对别人带来伤害”[3]。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种小年轻一窝蜂到海边玩耍的画面。不少青少年还断章取义地将此视为“义举”，与二战时主动出击混为一谈。
恐慌（Panic）是可耻的，许多英国人至今还在为1979年和2012年的“汽油抢购事件”而汗颜。如果你看到有穿得像银行家模样的人，在杀完人之后踮脚逃跑，还不忘用地铁故障时播音员的平稳语气请人让道，“不好意思，刚刚杀了几个人，此刻正在跑路，麻烦借过”——这一定是在英国；如果你看到汽油，面粉和厕纸竟全被抢光，超市空空如也，一个老头拎着一只可怜的空篮子，向货架抛去绝望的凝视，这也是在英国。“Hypocrisy”（虚伪），一直都是英式英语中，使用率颇高的一个词。
3月23日，封锁开始了。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，包括增加晨跑公里数，适当减少给门把手消毒的次数，每日只刷两次马桶等，却仍旧没办法做到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。一夜之间，街道变得荒凉起来。除了超市以外，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，连带穷人们经常光顾的慈善店和旧货市场。四季商人的露天市场，此时成了鸽子的聚集地，我甚至还在某个夜晚看到了野狐。厄运将至，城市无暇顾及它清冷的外表，唯有死神和夏花争夺着呼吸。
电视里不时闪现着开着漂亮私家车的美国人，在食物银行门口排成狭长车龙的画面。4月11日的华盛顿，160万人饥不果腹，不得不靠食物银行度过饥荒，是平时的两倍。到了5月28日，在过去十周的封城中失去了工作的美国居民，达到了4000万；五月最后一周，有210万人填写了失业救济申请[4]……不幸的是，这并不是一场隔岸看火。全球化时代，没有幸存的桃花源。
封城不到两周，因疫情而失业的英国人口就达到了200万[5]。一旦失业，除了一种叫“统一福利”（Universal Credit）的低保，基本别无选择。2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，每月409.89英镑，夫妻594.04英镑[6]。这笔钱必须囊括除住房外的所有开支——若有幸能申请到“政府福利房”或“住房津贴”的话。填表到入账，是一个望穿秋水的过程，最长可达五周。很多人等不到第五天，就已经断粮了。
在我工作的英国食物银行，领取食物的人数持续暴涨，我们不得已减少每份配额的份量，甚至狠心送走没有“食物劵”的客人。“食物劵”是地区委员会，公民服务中心，就业中心或医院等机构发放的，没有它，就不能证明“领取食物的合法性”。这是19世纪就慢慢的开始使用的伎俩，《穷人法》（Poor Law）中所谓“穷困情况核查”（Means Test）的一种。我们都很不喜欢它，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尤其在瘟疫蔓延的时代。我们每天必须在“有劵”和“无劵”中做一个选择，就像我们一定要在“新冠死”和“贫困死”之间做选择一样。这种选择题让人脊背发凉，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被一根不相识的手指按下删除键，像一个多余的标点。虽然我的工作不过是闷声不响地戴上手套，将捐赠的食品，安检、称重、打包、转交到饥饿的人手里。
本能地担心着基本的生存问题，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和每个好朋友都通了视频电话。凯特是剑桥某学院古籍处的一位兼职图书管理员，她在三年前的一次分娩之中，染上了严重的膝关节病，必须依靠频繁的注射和物理治疗维持行走。她的丈夫是一位工地电工，顾客多为小型公司和工厂。他俩当中只要有一人失业，他们一家三口就得搁浅，像礁石丛里一艏打满补丁的船。
“还好，封锁期间，我们有80%的工资拿，”凯特说，手中捏着一只橡皮玩具，他们的儿子，一个三岁的骑士，正骑着塑料木马，在凌乱的地板上冲锋陷阵。我还来不及舒气，凯特又说：“可谁知道这80%能拿多久呢，一个月？两个月？三个月？”我认识到她已不是七年前我们刚认识时，那个口含珠玑的单口相声演员。慢性疾病，昂贵的房贷，一场出乎意料的难产，对NHS是否能存活的担忧……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愁肠满肚的人 。
“80%”，是一种叫“休业工薪”（Furlough）的疫期应急机制，它是英国工人自工业革命伊始，与资本家斗智斗勇的结果——依据《雇佣法》（Section 44 of the Employment Right Act 1996），雇员有权拒绝进入危险的工作环境并获得经济补偿。于是疫情初期，包括工党在内的反对党们，工会和各种权益机构，就开始不断地对执政党施压，最终赢得了这项急救措辞。受疫情影响，当大部分经济活动被冻结，雇主付不起员工工资，又不想解雇员工时，“国家”便暂时替代雇主的角色，为其员工颁发80%的月薪，上限为2500英镑。另 20%，若条件允许的线%”一出台，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爱保守党的大老板们，立刻把自己员工的赡养费推给了“国家”。
维珍公司的老板之一，身家47亿英镑理查德·布兰森（Richard Branson），不仅是全球排名312位的富豪，还是一位爱国爱得十分投入的企业家，身穿国旗西装，飞机上印着国旗女郎，据说连最喜欢的食物，也是英国最传统的牧羊人羊肉派（Shepherds Pie）和礼拜日的烤肉午餐，最喜爱的乐队则是性手枪——尽管避起税来，他可能也会表现得十分爽快。他的天堂在内克岛（Necker），一个他在 1970 年代就买下的加勒比小岛（如对外出租，它每晚的租金可达 37000 英镑）。十四年前，他就把家搬到了那里（据说纯粹出于健康原因），作为不在英国的长住者，他只需交纳他在英国的收入所得税即可，至于国境以外赚的钱，则无需交纳任何税收[10]。疫情暴发之后，他以“难以为继”为名，乞求执政党拨给他 5 亿英镑贷款救济金——如果政府想要保住维珍大西洋航空（Virgin Atlantic）近三分之一的职位的线]。
与此同时，英国航空（British Airways）也将准备炒掉近14000名员工；瑞安航空（Ryanair）则计划砍掉15%的职位，劳斯莱斯也宣布了8000个职位的裁减计划[11]。
迫于失业大潮的高压，保守党最终同意给维珍大西洋航空8000名员工颁发80%的工资。巨富菲利普·格林爵士（Sir Philip Green）的“阿卡迪亚帝国”旗下的时尚产业，亦有14500名员工，获得了此项援助[12]；时尚品牌大伽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（Victoria Beckham），也把自己员工的生计毫不犹豫地交给了“国家”，尽管她和丈夫极为富有。
目前，全英有超过840万企业员工，靠“国家”颁发的“80%”的月薪为生。看上去很慷慨，这笔钱却并非真的出自“国家”或任何一位政府议员之手，最终，还得纳税人断还归宗。至于要还多久，有人说是十年，有人说是几代[13]。
一部分人过上了在家办公的生活，线上开会，线下遛狗，摄取每日必须的维他命D。另一部分人，被一个稍嫌陌生的单词托出了水面，“Key Workers”（前线工人）。“全凭这些勤劳勇敢无畏的前线工人，我们的社会才得以在如此特殊的时期，维持着正常的秩序”——自封城之后，针对“前线工人”的赞美就开始层出不穷，人们称他们为“英雄”，门窗上也前所未有地冒出了“Thank You”（感谢你们）的字样。然而，现实在“前线工人”面前，却一如既往，冷峻骨感。前线工人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雇员，
在英国人民集会（The People’s Assembly）2020年5月6日的剑桥zoom会上，我遇到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中年母亲，尼基·梅耶斯（Nicki Myers），她看起来焦虑极了，那是一种任何词语都无法慰藉的、肉身被捆绑在礁石上的近乎永恒的焦虑。
“我的儿子是一位看护”，她说，边揉着湿润的眼睛：“他做看护很久了，直到最近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才获得了加薪。说是加薪，也只是加到了每小时9.22英镑而已，这点钱，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他在剑桥市的基本生活。”
“看护”是“前线工人”的工种之一，肯·洛奇（Ken Loach）的社会写实主义电影《对不起，我们错过了你》（Sorry, We Missed You）女主人公艾比所从事的营生即是：每天起床后，就必须得一刻不停地转动身体的魔方，试图把自己按时按量地，转进不同的街区和房间，以期在30分钟内，顺利地完成从洗漱，到喂食，到清洁，到精神抚慰等等一连串高强度任务。
我婆婆的看护费每月高达4000英镑，每天为她洗漱、擦身、换尿片的看护们，真正到手的，却只有国民最低时薪。设想她们也获得了加薪，按每小时9.22英镑计算，每次实际上班时间为半小时，其实也不过只有4.11英镑，而一趟巴士单程，就得花掉至少2.50英镑，就算是自己开车，汽油费也不是小数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不能生病，不能打盹。看护公司在他们的腰上栓了一根隐形的绳子，有单不接，咔嚓一声，说剪就剪，这根绳子就没有了。在投一百份简历也得不到一个回复的时代，这根“绳子”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就是救命稻草。
一位新冠重症病人对媒体说，这个病非常恐怖，咳起来就像“喉咙被碎玻璃卡住一样”。然而直到4月25日，“前线工人一定要活得检测”的条例，才终于被决策者写进议程，照顾婆婆的看护们才总算拿到了检测排期。对此，执政党的解释是，看护毕竟不是NHS的员工，不应什么都由国家负担。
四月中旬，英国疫情进入高峰期。每人每天只能户外锻炼一次，和自家住户以外的人碰头，或买菜看病之外的出行，都属违章行为。警察们像秃鹰一样，驻守在公路沿线，无人机也不断地盘旋在各个城市上空。一切努力，只为一个目的“Save Lives”（活下去）。
我的脸书朋友，在女皇伊丽莎白医院工作的泰裔护士纳帕可·莫利纽克斯（Napak Molyneux），在其结婚周年纪念日上写道：“他说只要我每天都能活着回家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”
因决策者没有和武汉或意大利同步采购PPE， 19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全球化，亦把这个曾经举世无双的工业大国打到了“连技术低端的PPE也无法生产”的境地，再加上十年如一日地针对NHS运行经费的削减，
悲歌易水，葬钟萧瑟，鲍里斯·约翰逊的主席顾问多米尼克·卡明斯（Dominic Cummings）却带着夫人孩子，以“怕夫妻双双生病，孩子没人管，不得不求助父母”为由，驾车260英里，回了一趟爹妈家。次日又以“测试视力是否合适开车”为由，在返回伦敦的路上，绕道一个多小时，带着夫人孩子，去逛了一趟城堡[17]。
与此同时，在Leigh-on-Sea，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城，菲律宾裔护士阿依恩（Ayen）正穿着透明垃圾袋做的防护服，戴着太阳眼镜，奋战在新冠前线。四年前，阿依恩经历了一场持续几天几夜的难产，留下了产后高血压和各种后遗症。作为感染几率极大的高危群体，她本不该被派往前线。当她的丈夫，一个愤怒的波兰移民，通过脸书给我发来她的“工作照”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武汉和意大利医护人员用感染和死亡书写的前车之鉴，对这个“Keep Calm & Carry On”的大英政府来说，竟丝毫没有起到任何警醒作用。
两周以后，阿依恩果然被感染了，NHS没有专门为她准备的隔离病房，作为轻症患者，她被告知“回家休息”。她在家里待了三周，不敢和丈夫孩子接触，只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。她的丈夫，穿着DIY的“防护服”，像给囚犯送饭一样，小心翼翼地，把食物放入半掩的门道。三周以后，阿依恩又重新再回到了前线。
鲍里斯·约翰逊和大卫·卡梅伦（David Cameron）1987年在布灵顿俱乐部（Bullingdon club）门口那张合影[18]，之所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，不是因为被拍摄对象的燕尾服剪裁得有多到位，也不是它那贵族气十足的假领，而是人物眼神中的傲慢。那是一种世袭和授权的傲慢。他们的同窗，今日英国贵族学校的倡议者托比·扬（Toby Young）曾作过如是说：
在独立纪录片《当鲍里斯遇上卡梅伦》（When Boris Met Dave，2009年）中[19]，弗朗西斯卡·弗格森（Francesca Ferguson），当年萨莫维尔学院（Somerville College）的一位学姐，还为观众们复述过一个奇异的伊顿校园生活场景：“如果你家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你又正好来自北不列颠，你就可以扮演一个社会主义者，还可以来点口音。当年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是黑人，听詹姆斯·布朗（James Brown）……”尽管鲍里斯·约翰逊的妹妹瑞秋·约翰逊（Rachel Johnson）觉得那张合影“就像它所展示的那样，一脸无知，一脸特权，对进不了伊顿学院（Eton College）的穷人及其生活一无所知”。
别说抵达那个“人们把行李顶在头上，冒着烈日，像象群一样走路回家”的印度，就是抵达他们自己的领土，恐怕都有一定困难。如果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天生的匮乏，如果这种匮乏被交予至高的权力去喂养，将会饲育出一个怎样的怪物呢?
在感染新冠被救活之后，鲍里斯·约翰逊曾黄发蓬乱、眼含热泪地，发表过一番感人至深的演讲，向照顾了他七天七夜的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们，致以了最高的敬意[20]。两位拥有移民身份的护士，从新西兰来的詹妮，以及从葡萄牙来的露伊，还分别获得了他的礼赞（伦敦晚报，2020年4月20日）。
他所代言的保守党，反对护士加薪的票数高达313票，一举压倒了支持方（工党256票，苏格兰国家党35票，自民党12票，绿党1票）[21]，护士们的薪水因此不得不维持自2012年以来，每年低于1%的涨幅，相比承星履草的付出和不断上涨的菜价——这个惨状，直到2018年夏天，为赢回2017年大选中被工党抢走的民心，才勉强得以改观[22]。
今天，NHS因缺少经费，贫血缺钙，行动越来越迟缓，还面临着44000名护士职位的严重空缺（卫报，2019年11月28日）。在如此严峻的医疗资源空缺面前，保守党的回答始终如一：“08年经济危机后，国库负债累累，哪来的金钱魔法树啊？”而鲍里斯·约翰逊的个人投票记录却显示，他曾八次反对针对大集团、大公司和银行的增税，四次反对追查“避税港”的避税（另有一次缺席）。不仅对资本家分外慷慨，鲍里斯·约翰逊对自己也很慷慨，以“平衡膨胀”（inflation-busting）为名的《2020年议员加薪提案》，他眼皮不眨就通过了。至2020年4月1日起，议员们的年薪便从79468英镑，升到了81932英镑[24]，是资深护士的三倍。
以赛亚·伯林（Isaiah Berlin）说：“英格兰是一张慢性诉状，每天哭诉着膝盖骨底下恼人的左膝左脚，当然还不至于坏到必须躺倒的地步，却足以让人抓狂，没准还是不治之症，好在尚且不会引发重大危机，除非所有的并发症都搅和在一起。”
打开广播，几乎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演。有段时间，脆关闭了所有的新闻通道，但“清洁工之死”的消息，还是刺破了纸背，像白骨那样伸了出来[25]。清洁工叫伊曼纽尔·戈麦斯（Emanuel Gomes），看起来60多岁，黑皮肤，几年前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来到伦敦，成了一名清洁工，其工地包括威斯敏斯特大街的英国最高法院（Ministry of Justice）。疫情期间，偌大的法院一片冷寂，全无打扫必要，他却每天乘坐公交车，准时来到法院。没有人知道他几时染上的新冠，只知道他在发着高烧、食欲锐减、昏昏沉沉的状态下，继续打扫了五天，后来被一位同事送回住所，当天就去世了。那是4月23日，英国疫情的高峰时段。死亡数字像白色的花粉，在空气里悬浮。
好心人为伊曼纽尔·戈麦斯网筹了10000英镑，心绪难平地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乡（为了戈麦斯的正义，世界联合声音，2020年4月27日）。
清洁工不敢请假就医的原因，貌似很简单，他请不起假。因为他的公司，OCS，英国一家大型国际保洁维护服务集团，不愿为其雇员们颁发病假工资。如果他生病了，只能领到英国统一的法定病假补贴（Statutory Sick Pay）。疫情期间，这笔补贴比平时稍微提高了一丁点，即每周95.85英镑[26]。
卡洛斯·阿尔贝托（Carlos Alberto），一位来自巴西的61岁清洁工，因不敢冒险上班，3月18日到4月19日期间，仅仅拿到了420英镑。这点钱，在单间租金至少700英镑的伦敦，根本没办法生存，尽管疫情一开始，政府就下达了“可缓交租金”的指令。但“缓交”不等于“不用交”。为了9.08英镑的时薪，伊曼纽尔·戈麦斯只能继续工作，孤独地打扫着空荡荡的法院。生前，他曾两次旷工，参加“世界联合声音”（United Voices of the World）的罢工，要求OCS颁发“病假工资”，期间分文无收，却两次都以失败告终，感谢被撒切尔制服的工会。
尽管保守党常用“又来挑起阶级斗争”回应的批评，但“清洁工之死”，作为一个现代奴役制的标本，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“清洁工”是隐形的，如同和他命运相似的数以百万计的前线工人，保育员、看护、厨工、烘焙工、食品检测员、巴士司机、地铁调配工、超市搬运工、环卫工……他们无声劳作，拖着疲惫的影子，像拖着一个几近融化的黄色问号：《谁为亚当·斯密烹调晚餐》（Who Cooked Adam Smith’s Dinner）？5月15日，我参加了由工党主持的在线会议“不成比例的感染者”（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）。萨拉·欧文（Sarah Owen），中英混血的工会会员和工党议员，再一次，以肯定的语气说道：
“清洁工之死”因具备“高等法院”的戏剧性背景，是显而易见的。而更大规模、更为普遍性的现代奴役，却往往是隐性的，不易觉察的，像集装箱上的寄生物，被面积庞大的标识和彩漆掩盖着。
马来西亚凭借丰裕的橡胶资源，供应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医用手套。Top Glove，世上最大的医用手套工厂，是马来西亚橡胶手套之王，拥有每分钟115000、每天1660万只手套的生产力，因此成了瘟疫时代的最大赢家。
欧洲告急，Top Glove 的利润在过去的三个月内猛增了366%，股票在市场上买卖的金额比2020年1月翻了三倍。
为了保证工厂24小时不间歇作业，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小时，每周上岗六天，每天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工厂门口验体温，还经常被要求加班，且每迟到一分钟都会被苛扣工资。这些工人本来拿的就是当地最低工资，即每月225英镑，此外还要偿还“招工中介”约5000美金的招工费，以及每月10英镑的住宿费，而他们的居住环境简直就是新冠的温房：24人小通间，没有厨房，铁架床全挤在一起，所有人共用一个厕所。在新加坡，同等恶劣的居住环境，已经导致过一次新冠大暴发，Top Glove却不为所动。
在Top Glove的生产地吉隆坡，或泰国的分工厂里，Channel 4都拍到了工人们鱼贯涌入厂区的画面。英国最大的医疗用品经销商之一Pollyco Healthline，曾向NHS出售过无数Top Glove的手套。2020年4月，280万只防护手套从Top Glove抵达英国，其英国经销商是Pollyco Healthline的子公司BM Pollyco LTD。在残酷的视频面前，该子公司的发言人称不会把这 280万只手套卖给NHS，并表示“卖给NHS的手套，全部来自一家A级别的Top Glove的子工厂”。[27]
1980年代去工业化以前，英国有过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。结实精工的劳保鞋，上等皮革制造的安全带，体面的工资，整齐的住宅区和门口的小花园，管铜乐队等等……皆是彼时的生活写照。一支叫Grimethorpe Colliery的矿工管铜乐队，还曾西装革履地上过国家音乐厅的舞台，并摘下了全英管铜乐比赛的桂冠[28]。
随着资本向全球廉价劳力的转移，这些画面很快就被鬼城般的空气氧化了，不到十年，许多工业胜地就成了锈带。
尽管如此，在工人被批量下岗，工会被斩断了胫骨，几乎所有的日用品，甚至连PPE或呼吸机，都可能会染指血汗工厂的当下，阔论工人的社交距离是奢侈的。在英国，42336名前线%被测为阳性，超过了医院和实验室内20620名受试者“9.3%”的阳性比率[29]。单伦敦一地，就有33名巴士司机死于新冠并发症。愤怒的巴士司机们在新闻讣告上写道，我们像柴油一样被对待[30]。1863年，古典自由主义引领了废奴运动，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；
在他们的眼中，现代奴役制是不存在的，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，不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那种钉子般的产权关系。人是自由的，自由市场给予了一个个体所需要的最大的自由度。就像韩国经济学家、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（Ha-Joon Chang）借“童工制”讽刺的那样：“工业革命时代，数百万计的儿童，因其矮小的体格优势，成为挖煤工、烟囱清扫工或纺织工。所有的工种中，以棉纺最为危险，因为棉纺中产生的空气杂质，令很多儿童活不到成人的那一天。于是有人提出要修改劳动法，将九岁以下的儿童视为非法童工，九岁到十六岁才有上岗资格，且每天不能上岗超过12个小时——这就比成人的上班时间一下子少了4到5个小时。”于是那些议员们，那些工厂老板们，那些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，便为此吵翻了天，其中最强有力的反驳是：“这项修改根本性地颠覆了自由市场的原则”，即“合约的自由”（the freedom of contract）。
[31]换言之，你若嫌做清洁工太苦，手套生产线过于密集，开公交车享受不到社交距离，那么你可以去读书，去拿学位，去考律师牌……自由市场并不存在那根叫铁链的东西，不是么？
事实上，自疫情初始，右翼中“反对封城”的声音就一直比左翼高亢。4月20号，病毒横扫美国，纽约风声鹤唳，茶党（Tea Party）画风的一席中产右翼，却打着“Give me liberty or Covid-19”（不自由毋宁新冠死）和“We demand Haircuts”（我们要求理发）之类的口号，呼吁解除封锁和川普连任[32]。在英国，反封城运动也刻不容缓地上了街，在与警察的对峙下，还表现得相当喋血。执政党表面阻拦，内里却是渴望尽快解封的——毕竟，每封一秒，都是白银。单“休业工薪”一项支出，就是每月140亿英镑。尽管这笔钱还是远远少于08年危机时，银行为纳税人欠下的1370亿英镑巨额债款。[33]5月4日，英国的日感染人数仍在四位数以上，保守党要员格雷厄姆·布拉迪爵士（Sir Graham Brady）就已经失去了耐性：“NHS已经脱险了，它没有被病毒击垮，所以我们该尽快解封。相信我不是那个唯一听到雇主抱怨的人，许多消息表明，人们似乎不情愿听从复工指令。让人放弃80%的休业工薪，想必是有难度的，民众显然更情愿赖在家里。”[34]
5月5日，英国死亡人数过32000，达到了全欧最高[35]，“复工计划”却已公然进入议会议程。为“复工”做铺垫的“复课”首当其冲，被打上了高光。执反对之声的工会，提出只有以下五个条件得到满足之后，才会支持教师复工：
★ 充裕的保护措施：包括设定公共空间以及校园空间的社交距离，为教职员工发放合格的 PPE 等
工会因此再次成了右翼的众矢之的。“可恶的工会”；“一个死亡率只有0.28%的病毒，就把全世界吓成了这样”；“有如此胆小的老师，才有如此怯弱的国民”……保守党的脸书页面，类似的言论，随处可见。
右翼对“封城”的抵触心理之一，用北爱尔兰作家理查德·西摩（Richard Seymour）发表在《新政治家》（New Statesman）上的评论概括：
就像历史学家理查德·J.伊万斯（Richard J Evans）在《汉堡的死亡》（Death In Hamburg: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, 1830—1910）里呈现的那样，同样的意识形态，导致了10000人死于19世纪一场爆发在汉堡的霍乱[36]。历史重复上演，右翼中的反封派们却不为所动。保守党的时评人，私立学校的倡导者托比·扬，甚至还为此建了一个网站“封城怀疑论者”（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当我们计算新冠死亡，封城导致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贫困人口的死亡算不算？”彼得·哈钦斯（Peter Hitchens），另一位右翼作家，也几乎从封城的第一天起，就在各种媒体上大声疾呼：“英国必须赶紧解除封锁，恢复商业，否则就太晚了。我们在花那些不存在的钱，我们此刻发给民众的休业工薪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，几代纳税人的钱可能都还不清。”[37]
在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的理论里，“劳役是一种天职，工作即苦修”的偏见，还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推动新教改革的时代。1910年，英格兰西部小镇Cradley Heath的铁链女工，用了整整三个月的罢工，三个月分文无收，牵萝补屋，连祖母们都发动了，主动面对镜头，拉下领巾，露出被劳役榨干的瘦小身影，上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，才总算争取到了加倍的时薪，即22先令，仍远不及男工。涨薪尚且如此艰难，就不要说“发钱”了——即使这笔钱，终究是出在羊身上[38]。反封派的理由还包括，如果短时间内研制不出疫苗，或未来依旧没有疫苗，那么所有针对病毒的极端对抗，包括个人自由和信息自主权，本应陪老父母度过的临终时光，最适宜儿童大脑发育的早教时光等等，所有这些经济生活以外的巨大牺牲，都将化为泡影。
与其如此，不如在温和地采纳一些保护措施的同时，坦然接受病毒的洗礼，就像201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·莱维特（Michael Levitt）说的那样：
如果封城的经济代价是零，社会代价也是零，那就封吧！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封城的代价太大了，因其他疾病而得不到及时救治带来的额外死亡，因隔离导致的儿童心理创伤，以及二战以来最高的失业率等等……如果无法平衡这一切，封城的弊害，便将远大于依赖封城而获得的防疫成绩……死亡是一个敏感地带。但你若把它交给经济学家，他们则有一个独特的看待死亡的方法。他们不算死亡率，他们是这样计算的：如果你20岁就死了，这是很大的损失；如果你已经85岁了，尽管依然难舍人世，但在某一些程度上，在对未来潜力的估算上，20岁的生命，显然就比85岁的生命更有价值，这就是统计学中的失能调整生命数（disability-adjusted life years）。[39]
迈克尔·莱维特的话有道理么？从数据上看，它仿佛是难以挑剔的。截止至2020年5月5日，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的32143名死者当中，95%的死亡与过往疾病史有关，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死亡率最高，占了20.4%[40]。又据4月2日NHS的统计数据：
60-79岁占了39%，40-59岁为7%，20-39岁则不到0.1%[41]。也就是说，死于新冠并发症的，绝大多是老人。英国每年平均死亡人数60万，其中大部分也是老人。剑桥大学统计学教授大卫·斯宾格特（David Spiegelhalter）说，在80岁以上老人中，每年因其他疾病死亡和感染新冠去世的概率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10%左右[42]。相比之下，贫穷的杀伤力，确实一点儿都不亚于新冠。
而封城正以火箭的速度，加速着本就已经深不见底的贫富分化。但这是否就注定了“老人”和“穷人”之间，二者必取其一呢？美国时评人以斯拉·克莱恩（Ezra Klein）在推特上回应道：“这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想象力的缺乏。”这条推特，眨眼间被推了16.9万次，大致代表了针对疫情的普遍立场：1、绝不在风险下复工；2、以类似“休业工薪”的形式，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；3、增加公共医疗投入，等待疫苗的出现。它的道义性，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卫·哈维（David Harvey）的理论里，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：
而正是这万不得已的东拆西补，导致了数万老人的死亡。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，3月7日，为给新冠病人挪出床位，在无法一一作病毒检测的条件下，NHS狠命下达了15000份出院通知，这中间还包括难以计数的老人，刚露出一丝好转的征兆，就迫不及待地被送回了老人院[45]。彼时，英国的感染案例已超越了200起[46]；安迪·琼斯（Andy Jones），我的一位在精神病老人院工作的医护朋友，仍得穿着零防护衣，像平常一样，硬着头皮继续上班。
根据英国统计局（ONS）的数据[47]，四月中，英格兰和威尔士老人院内有7316人去世，其中死于新冠并发症的，就有2050人——这只是短短一周内的数据。耄耋之年，人终有一死，但传染病死却是世上最孤独的死亡之一，别说吻别，就是见上最后一面恐怕也十分困难。Channel 4拍到了“父亲在养老院中感染去世，女儿站在室外，伤心欲绝地敲打着双层玻璃窗”的画面，此中代价，是“失能调整生命数”没办法统计的。
英国自媒体诺瓦拉（Novara）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自疫情开始后，就在书房里支起了一只麦，每天准时讨伐执政党的错误决策，每次长达一个多小时，雷打不动。六月初，英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0000，全球第二，仅次于美国[48]。诺瓦拉悲愤地发布悼词：“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空气里放置一个计时器或节拍器，每一声嘀嗒，代表一个生命，要多久，才能到达50000？要从早上9点，到晚上10:30分，要每一秒淌过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与遗留，要如此之久。”（诺瓦拉，2020年6月3日）
6月19日，感染人数1218，大部分的商店却已经开门了[49]。逐步解封的方案包括：公共场合要戴口罩，恢复足球赛事（在现场观众为零的情况下），两户或多户人家能保持两米聚会，户外锻炼取消“粮票”制，想锻炼多少次都可以等等。
湖区的游人慢慢的变多，三家豪华酒店预定7月4日重新营业。商店重开的第一天，Primark服装超市门口人山人海。人类显然无法控制生而为人的Akrasia（希腊语，意为“意志中的薄弱点”，即消费主义中，斩手也抑制不住的欲望。比如，即使身在处处是风景的英格兰，也非得到湖区才可以找到度假感）。在瘟疫或后瘟疫时代，如此茁壮的消费欲望，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漂浮的大洋板块上，满目都是燧石的硬块。六月，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，为乔治·弗洛伊德（George Floyd）的惨死鸣冤。从明尼阿波里斯市到纽约，从纽约到伦敦，从伦敦到柏林……“我不能呼吸”的呐喊，瞬间淹没了大城小镇。队伍像推倒舍普琴科大街上的雕像一样，将布里斯托尔奴隶贩子的雕像，拖到了几米之外的口岸，咕咚一声抛进了大海。也有人在一旁冷峻地说，不，这不是单纯的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（BLM）运动，这是日积月累的阶级矛盾和生存恐慌，在瘟疫助燃下的一场激化。至少齐泽克也有此意，他的原话是：“健康危机和其他危机混合在一起，成就了这场完美的风暴。”[50]我最喜欢的英国实证调查记者之一乔治·蒙比奥特（George Monbiot），认为这场灾难的根源是“最糟糕的人管制着最坏的时代”（The Worst Possible People are in Charge at Worst Possible Time，2020年4月6日）[51]。听完他的演说，我忍不住重温了那部叫《大白鲨》（Jaws）的灾难片，里面那位市长，因其下令“不许关闭海滩”的壮举，曾一跃成为鲍里斯·约翰逊的英雄偶像[52]。
对，没错，鲍里斯·约翰逊的偶像。首相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应该更多像那位市长一样的政客，在纳税人面对的巨大的阴谋论面前，我们一般是谣言的唯一宿敌。”[53]尽管许多证据说明，大白鲨正在附近，信心在握地，等待着它的晚餐。尽管尼尔·弗格森（Neil Ferguson），帝国学院的数学生物学教授，事后诸葛亮地说：“假如封城早上一个星期，半数以上的人可能就不会死了。”[54]好吧，即使是半数以上，也不少于25000。
比如在一个回顾撒切尔的演讲中，鲍里斯·约翰逊就曾情不自禁地赞道，她让无数人，从政府廉租房里获得了私人产权，她制服了工会，她把水电交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资源归还到私企手中……谁也不该因发家致富而羞耻：当我们谈到公平，这世上有16%的人智商低于85，仅仅不过2%的人智商达到130。这就好比筛玉米片，筛得越厉害，掉下的碎末就越多，只有极少数良种能留在最上面……冷静想一下，今天富人交的税比撒切尔时代高得多，我们的0.1%，那屈指可数的29000人，贡献着全英14%的税收。换言之，很多学校、医院的开支都是富人们支付的。所以我要问，在所谓的智识界眼中，凭什么富人就被描绘得那么卑劣？难道他们（富人）不应像那些在俄国斯大林时代参与了斯塔赫维奇运动（Stakhanovites）的劳工一样，被致敬吗——那些以人民的名义，超负荷挖矿，导致半数过劳而死的人？富人们应该被宴请，被装点，我们该开创一个税金英雄的新阶层，最顶上的那10%，都应该自动获得骑士勋章。[55]
鲍里斯·约翰逊赞美撒切尔主义并不出奇，早在布灵顿俱乐部的时代，约翰逊就是撒切尔的死忠粉，不只他，整个伊顿学霸大多数都是她的死忠粉。他们喜欢她，她也追崇他们。她一鼓作气，以鲤鱼跳龙门的蛮力，让大半个英国一改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，回到了自由市场和大资本家的怀抱。二十多年后，这群男孩从小贵族长成了财团守门人，他们的信念更坚定了。
[56、57]吊诡的是，许多被侮辱和损坏的人，也把持着同样神圣（Divine)的道德优越感：
只要一有机会，这些被侮辱和损坏的人，就会像为圣诞节投票的火鸡那样，向“《大白鲨》里面的市长”投去倾心一票。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假如新冠卷土重来，最糟糕的人依然管制着最坏的时代。
